最近，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发生一件事：一位23岁的晚期肝癌病人，肝脏肿大达到大半腹部，腹水，下肢浮肿，伴肺转移，从外院转来。对这样的病人，基本失去治疗机会，但家属希望能"最后一博"。考虑再三，决定给病人实施择时免疫化疗。这是一种相当安全的疗法，过去的经验证明该疗法对门静脉和下腔静脉癌栓有效。但出乎意料的是，病人在动脉插管，尚未注射任何药物的情况下，突然意识不清，两侧瞳孔一大一小。这是一种脑疝的表现，其原因一是癌栓脱落入脑，引起脑栓塞，一是可能早已存在的脑转移灶破裂，而与插管本身并无关系。对这突然的病情变化，家属不能理解，指责这是一件"医疗事故"。
以牛立志博士为首的医疗组，组织医护人员紧急抢救，而对病人家属的指责，他们理性对待，不予辩解。医务人员寸步不离病人，从下午4时一直抢救到晚9时，病人终因病情过重而去世。护士为尸体进行认真擦洗，换上了家属提供的新衣服，牛博士作为一位副教授和科主任，也和护士一起作尸体护理。家属目睹了整修抢救过程，态度转化了，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家属一行5、6人来到主任办公室，病人的父母握着中心主任徐克成教授的手说："我的儿子生病1年多，从来没有看见象你们这样认真负责的医务人员。你们尽责了，非常感谢。"病人的兄弟说："昨天我们态度不好，向你们道歉。"徐教授流泪了，在一旁的牛博士流泪了，徐教授说："谢谢你们的理解。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做的。" 一起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化解了。
医疗工作是一高风险行业。中晚期肿瘤病人，病情复杂，随时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变化，治疗以后也可出现并发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医疗差错或事故。面对病情的变化或并发症的发生，病人和家属的指责是可以理解。如何化解此种医患矛盾？我们的方针是：爱心、诚心和耐心。 "医者父母心"。医生应把病人视同亲人，为了病人疾病的康复，想尽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不但要治疗疾病本身，而且要与病人和家属开展心理交流，将医护人员-病人-家属结成一个战胜疾病的整体，这样就能让医生的诊疗措施得到病人及家属的配合和谅解，医患矛盾也就能化解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发生。当然如果确属医疗差错或事故，医护人员则应认真检讨，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进行处理。
＊徐克成教授
作者：邱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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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教授和我院院长徐克成教授在国际会议主席台 |
2005年新年汤院士寄给徐克成教授的卡片 |
六十五年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无私地为中国人民奉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宝贵的生命，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不朽的名篇《纪念白求恩》。
六十五年后的今天，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为我们捧回了沉甸甸的“白求恩奖章”。这是全体中山人的骄傲，更是对汤老崇高医德和精湛医术的肯定。
年轻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研究生们对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可能知之甚少，但从汤老和其他老一辈医学家身上，我们还依稀可以感受到白求恩精神的内涵和实质。
每当新一批研究生怀着崇敬的心情，邀请汤院士为他们讲讲如何做医生，如何做学问之时，汤老总是欣然应允，并做好精心的准备。聆听汤老的教诲，每一次都会有全新的收获。汤院士曾经不止一次的向研究生提出五个“重视”：重视神圣职责，重视第一手资料和综合分析，重视辩证思维，重视科学研究和重视艰苦奋斗。
“医学的对象是人，从一个医生的职责来看，他就是把生命交给你了。所以我觉得作为医生一定要全心全意，人家把生命都给你，你还半信半疑？要全心全意地去做。我刚刚讲了，一个就是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一个就是对技术精益求精，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作为医生这个职业的一个神圣之处，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件事情搞下去。”汤老是这样讲的，更是这样做的。80年代，所里有一位医生提出接种卡介苗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功能，改善肝癌治疗预后。但接种卡介苗有不小的副作用，会导致小腿溃烂，没有病人愿意尝试。为了检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汤教授挺身而出，“就在我身上种”!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作为医生，是文化大革命嘛，医务公休一条龙，医生又能做医生，又能做护士，又能做公务员，三样都要做。有一次值班，五分钟就死了两个病人，我用一个推车推了两个尸体，这是活生生的人，原来都是很好的同志，那时候像肝癌还坚持工作，完了实在不行再来看病，都是很好的同志。”汤院士之所以能够在肝癌研究领域屡屡突破，这与他长期工作在临床第一线是密不可分的。问题的发现往往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相关，临床医生不接触病人，不理解患者的疾苦，只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搞什么课题，怎么会有新的发现呢？而这恰恰是年轻医生常常忽视的一点。
“从现在这些病人，回头来看看，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难可以变成容易。以前因为肝脏都躲在内部底下，不长大的瘤子还摸不到呢，现在就不痛不痒测个血，验个超声波 B超，就基本上可以诊断肝癌了，所以难度就变得容易了。以前不治现在有一部分可治了，一个病人活10年、 20年、 30年也有了，至少他是部分可治了。所以就说明事物是不断地转化，实际上这里面也还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也是以此来提高我们的信心。”从亚临床肝癌的早期发现，到大肝癌介入治疗后二期切除，直到肝癌转移复发机理的逐步阐明，这三步走的科研战略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光辉。正如汤老所说，变永无止境，只有变革，才有发展。
与汤老接触过的人都说，汤院士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气度不凡的学者。汤老常常告诫他的研究生，不仅要学会看病，更要学会做学问。一个医学研究生，应当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包括专业基本功和表达基本功），宽阔的知识面，严谨的学风和创新的精神。科研的方向应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注重起点的高和新，能够带动全局，明显提高疗效，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艰苦奋斗一直是肝癌研究所的传统。以前是因为缺少经费，缺少物质条件。现在科研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和国外一些知名的医院、研究所相比，还是存在差距。因此，艰苦奋斗仍将是几代人需要秉承和发扬的，这是一种工作态度的传递。
“严谨、求实、团结、奉献”是中山医院的院训，“一切为了病人”是中山精神的体现。同为“白求恩奖章”得主的钟南山院士那句“奉献无止境”的肺腑之言，代表了5位获奖者的共同心声和价值追求。奉献是爱心的光芒，是无私的给予，是人生价值的试金石。奉献精神既平凡又伟大，既普通又崇高；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当今社会的时代风范。“奉献无止境”，提倡的是超越自我，大写人生，在“我为人人”的无止境的奉献中，把自己锤炼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004-5-18）——来源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