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感受于肝癌

●徐克成 教授、主任医师

2005年12月17日，印尼雅加达Batavia大酒店内，几乎同时，有两个肝癌病人找我咨询： 一是白先生。2003年1月份，他被诊断为肝癌，肿瘤8厘米大小，接受了手术切除。一年前，肝癌复发，作为肝癌标志的血清甲胎蛋白（AFP）升高到1000微克/升，遂来我院治疗。超声和CT检查发现肝内左、右叶各有一复发癌灶，给予经皮氩氦刀冷冻和碘粒子植入治疗，一个月后，甲胎蛋白降至70微克/升。之后，病情一直稳定，在家休养。最近在印尼医院复查，甲胎蛋白复升至800微克/升。

白先生的肝癌不是“小”肝癌，手术后生存已近3年，特别在复发后，经非手术微创治疗，甲胎蛋白降至基本正常，应该认为疗效不错。此次见面，见到他全身情况尚好，目前无特殊症状，体格检查肝脏也不肿大。但甲胎蛋白明显升高，显然意味着复发。我劝白先生到我院复查并接受治疗，他拒绝，认为他的肝癌已复发2次，再治可能无济于事，“听天由命”了。

另一位是陈先生。他于8个月前在当地一家医院作超声检查，发现肝内有一2.5厘米大小的“低回声区”，医生未告知他有“特殊问题”，3个月后，肝内低回声区增加至2个，医生给他开了“药”口服。我看了2份超声检查报告，大吃一惊：典型的肝癌图像！我劝他赶快接受治疗，他笑着说：“我无疼痛，饮食好，不会有问题的! ”

我对未能说服这两位肝癌病人接受治疗，心里一阵阵隐痛。对于肝癌，我有特别感受。35年前，我还是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一天，我的母亲从百里外家乡来到我面前。看到她瘦削的面孔、隆起的腹部，我的心一阵撕痛，脑里哄然一响。我意识到，我的家大难临头了。果然，我的母亲患了晚期肝癌。当时的医学对中晚期肝癌毫无良策，病人被诊断后，平均寿命仅2.8个月。我的母亲在2个半月后被无情的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54岁。

丧母的悲痛促使我走上研究肝癌之路。我和我领导的研究室研究肝癌早期诊断，发明了“GGTII”诊断肝癌新技术；上世纪80年代，最早地在中国应用肝动脉化学栓塞治疗肝癌，90年代应用射频微创技术治疗小肝癌；2000年最早地引进氩氦刀冷冻技术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科技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曾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癌的预后，目前“小肝癌”患者治疗后5年生存率可达80%，中晚期肝癌患者经综合治疗后近半数能生存5年以上。

我没有能挽救我的母亲，但作为医生，我要挽救其他人的母亲、父亲和亲属。每当我看到肝癌病人，我眼前就浮现出我母亲临死前痛苦的形象。记得1991年，我在深圳一家医院工作，一天，我为一老太太作血管介入治疗。她患的肝癌与我母亲的肝癌无论在部位还是大小上，均很相似，而且她75岁，与我母亲同年出生。我为她治疗时，脑里不停地闪过我母亲的阴影。我将导管经股动脉插入肝动脉，按常规注入碘化油-表阿霉素混悬液。注入一半，老太太突然四肢抽搐，眼球上翻，这是典型的“阿斯综合征”。药物引起她心跳呼吸停止。我下意识地扑到病人身上，作胸外心脏按摩，同时用自己的嘴对准病人的嘴，吹气，作口对口人工呼吸。二分钟后，病人心跳呼吸恢复，抽搐停止，睁开眼，看看我问：“我刚才到哪里去了？”这时，我感到嘴里有一股血腥味。病人抽搐时咬破了嘴唇，我作口对口呼吸时，吸入我嘴里了。我接过助手递来的一杯水，嗽了嗽口，心里十分欣慰：我救了像我母亲那样的人家的母亲！这位老太太家住广东省珠海市，出院后，健康生存了3年，后死于脑中风。

这次在雅加达，我遇见的白先生和陈先生，病情明显轻于我的母亲。白先生肝癌复发，但如果复发癌灶不大，仍然是可治的；陈先生是“小肝癌”，治疗效果会很好。当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眠，白先生、陈先生的形象老是在脑里转动。他们中一个丧失治疗的信心，一个是对疾病缺乏了解。我决心再找他们，说服他们。第二天中午，我要回国了。上午，我抓紧时间将他们找来。解释、分析，整整一个小时，他们终于被我说服了。

飞机从雅加达起飞了。我透过窗户，看看碧蓝的天空，又看看房屋节比邻次的雅加达，憧憬白先生、陈先生经过治疗后的形象，好愉快，好愉快!